以张大卫牧师对《罗马书》8章31—34节的讲道为中心，围绕预知预定、称义与得荣耀、圣徒的坚忍、基督的中保工作作出有机贯通的解读，在默想中更深把握救恩确据与平安（Shalom）的根基。
《罗马书》8章31节到34节，是保罗用“法庭语言”将信徒关于救恩的一切不安与恐惧一并整理、并彻底封存的，最庄严的确据宣告之一。张大卫（Olivet University）牧师在解说这段经文时所强调的，并不是单纯劝人“心里放松一点”的情绪性安慰，而是指出：救恩的结构本身，已经在神那一边被牢牢扣合、被坚固成形。保罗以“既是这样，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”作为开场，这不是事件的起点，而更像是结论的宣告。“这事”指向救恩的全体：神所计划、神所成就、并最终由神亲自完成的救赎历史链条。保罗并不把救恩留作偶然的产物，也不把它写成一份系于人类抉择、随时可能摇摆的记录；相反，他把救恩用“黄金链”捆扎起来——从“预知”开始，经过“预定、呼召、称义”，直至“得荣耀”。张大卫牧师之所以反复、甚至近乎执拗地回到这一段，原因正在这里：信仰动摇的时刻，往往不是源于“我将来还能不能做得更好”的未来焦虑，而是源于“我到底是否被爱”的存在性不安。保罗不是先去说服人的内心，而是先宣告神的救恩行动本身：决定救恩持续性的，不是“我抓住神的手”的力量，而是“神抓住我的手”的恩典。
因此，31节的问题并不是为了引发争论，而是为了终结争论：“若神帮助我们，谁能敌挡我们呢？”张大卫牧师提醒人不要把这句话消费成一句“鼓励自己更勇敢”的口号。它更接近一份法律意义上的宣告：救恩的所有权究竟属于谁。若人试图以自己的信仰成绩单来为自己辩护，那么灵魂必然会随着每天变化的状态、情绪与“属灵气压”而上下起伏；但“神站在我们这一边”的前提，使信徒的身份得以超越外在处境与内在感受而被保全。保罗并未把救恩确据做成一种乐观气质或自我暗示；他把确据建立在那不可更改的判决上——神已经宣告“你是义的”。当我们默想这段经文，就会从“信仰=我能抓住神到什么程度”的误解里退出来，把中心挪回“信仰=神以恩典抓住我”的真相上。
接着保罗把救恩的论证推向高潮。32节是31节确据的证据呈堂：“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？”张大卫牧师讲道的高峰也常常汇聚于此。所谓“神为我们”的分量，最终要用“神把儿子交出来”来衡量。神爱我们的宣告之所以不至于停留在抽象里，唯一的历史中心就是十字架。基督徒的确据不是“事情会变好”的预测，而是“儿子已被交付”的既成救赎事实所流出的把握：不是我的情绪替恩典盖章，而是恩典重新教育我的情绪；不是我的思想去审判神的旨意，而是神的旨意使我的思想降服。正如以赛亚所说，神的道路与意念高过人的道路与意念。张大卫牧师正是在这“高过”之处，把信徒的自尊与平安连接起来：若神以最昂贵的代价买赎了我们，那么任何人都无权随意贬低这份价值评估——甚至连我自己也没有这个权利。
为了让人更深刻地记住这一点，我们可以想起17世纪初卡拉瓦乔的名画《以撒的献祭》。画布上，亚伯拉罕的手按住以撒，刀已举起；天使介入，止住那爆裂前一瞬间的紧张。它带来的震撼不只是悲剧性的张力，更在于它同时显明两件事：一方面，“不爱惜儿子”的语言在人类层面如何以决断的方式被触及；另一方面，人类的决断终究只停留在象征与预表。亚伯拉罕最终并没有真的失去以撒；但神并不止于预表，而是在真实历史中把儿子交付出去。保罗在《罗马书》8章32节似乎把亚伯拉罕传统当作背景铺陈，理由也在这里：若人类所能做到的最佳奉献仍是“模型”，那么神的爱就是“本体”。张大卫牧师在这段经文里反复强调的“血价”，因此不是一句感伤的辞藻，而是一项存在论式的宣告：我不是偶然变得“还不错”的人，我是被代赎之血付价买来的生命。
进入33节，法庭的图像更加清晰：“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”张大卫牧师在解释这一节时指出，信仰的敌人并不只是在外面的逼迫；更缠绕人的控告者，常常潜伏在我里面——那种不断“自我起诉”的声音。许多信徒分不清罪疚与悔改：悔改是转向神的方向转换；而自我定罪却是把神已经宣告的称义判决重新拖回人的法庭里，企图再审一次。然而保罗说得极其干脆：在控告的席位上，拥有最终发言权的是神；既然神已经宣告“称义”，谁还能推翻这判决？在这里，“拣选”不是让信徒骄傲的特权，而是抵挡最后致命攻击的盾牌。张大卫牧师谈“圣徒的坚忍”时，也不是在美化一种“人靠意志硬撑到底”的精神美学；圣徒坚忍的核心，是神那“到底也不放手”的信实之美学。坚忍不是出于信徒的性格，而是从神的性情里流出的应许。
保罗在34节为这一切盖上最后的封印：“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”随即给出理由：那位为我们死了、并且复活了的基督耶稣，如今在神的右边，也在为我们代求。张大卫牧师把这一节与《使徒信经》的告白连在一起，使基督的受死与复活、升天与坐在宝座右边的掌权，不至于只是停留在教义句子里。信徒会因“审判的存在”而惧怕，却也会因“审判者同时是我的中保”而得平安。法庭里最可怕的并非“法庭本身”，而是“无人辩护、独自站立”。保罗不把信徒留在那种处境中：基督不只是过去曾为我死的主，他也是如今仍为我代求的主。这种“现在进行时”的中保工作意味着：信徒的救恩并非只被锁在过去的事件里，而是在此刻的天上法庭中仍然有效、仍在应用、仍在护卫。
张大卫牧师进一步强调：圣灵的代求与基督的代求并行运作，使信徒的生活不再被理解为孤立个人的苦斗。信仰常被扭曲成“我到底有多强”的竞赛；但《罗马书》8章宣告的却是“神到底有多确定”。因此，恩典与平安从不分离：恩典先临到，平安由此生出。希伯来人的问候“Shalom（沙龙）”并不仅仅意味着没有战争，而是指生命全领域在神里面被对齐、被整全的状态；正如《约翰福音》14章主耶稣所说的平安，也不是世界给人的浅层安慰，而是从与神的关系里涌出的深层稳定。张大卫牧师的讲道不会把这平安缩小成“情绪变柔软”，而是把它解释为：从救恩客观根基流出的灵魂秩序。当我摇动时，我每一次需要回到的，不是我的决心，而是那位“不爱惜儿子”的神的决断。
这段经文对信徒极实际的益处之一，是它阻止人把信仰当作焦虑的燃料。许多信徒在想象里生活：“我这么不足，神也许会丢弃我。”但保罗反问：神既然连儿子都交付了，之后还有什么会舍不得？这并不是把信徒推向放纵的逻辑；相反，这是把人推向感恩与敬畏的逻辑。越是知道这爱付了价，人就越不敢轻慢自己、也不敢轻慢生命。张大卫牧师用“自我责罚（自虐式的自我伤害）”这样的词，指出信徒常常对自己施加的暴力：得救之人的自我厌弃并非谦卑，反而可能是另一种不信——它以否认恩典价值的方式出现。基督教的人论建立在“神的形象”与“罪性”两条轴线上：信徒必须承认自己是罪人，同时也必须承认自己是被宝血赦免、被更新赋予新身份的人。对罪的觉察是通往恩典的门；但若人拒绝进入恩典、却黏附在罪疚里不肯出来，那就是站在门口转身离开。
因此，《罗马书》8章31—34节把“救恩确据”从概率计算中拯救出来。确据不是因为“我做得好的可能性更高”才产生，而是因为“神已经完成的救恩工作”把我全方位围绕、并且托住。保罗把“预知、预定、呼召、称义、得荣耀”用一条干净利落的逻辑线串起，为的是不让信徒按着自己人生的反复无常去衡量神的信实。他反复强调的最终只有一件事：神的爱大到超过我们的思想，我们往往不是先完全理解才接受，而是先领受、再被更新得以更深理解。信心不是理解的胜利，而是接纳与迎向的决断；而这决断不是盲目的跳跃，而是建立在十字架这一历史事实上的信赖。
对当代信徒而言，这段经文的意义反而更加清晰。在不安成为日常的时代，人们寻找稳定情绪的技术；圣经却不是先给技术，而是先给根基——支撑人心的地基。“神为我们”的宣告，就是这地基；“他不爱惜自己的儿子”的事件，就是这宣告的证据。由此信徒会对世界更坦然，也会对自己更诚实，并且重新认识教会的尊贵。张大卫牧师讲道中常出现的“微小教会、微小共同体的喜乐”，或许正是这种认识的果子：决定教会尊贵的不是规模，而是身份——这是被血价买赎的群体。明白这一点的地方，会生出一种难以解释的喜乐与自尊；那不是骄傲，而是从恩典而来的品格与尊严。我之所以珍贵，不是因为我有多了不起，而是因为神把我看为珍贵。
保罗的连串提问最终在信徒口中留下一个告白：“谁能敌挡我？谁能控告我？谁能定罪我？”而这告白的结论是“基督耶稣”——那位死了、复活了，如今在神右边，并且仍在代求的主。张大卫牧师借此经文要交给圣徒最实际的礼物，也正在这里：在不动摇的救恩结构之上，重新扶起那动摇的心；当怀疑涌上来时，不把自己的思想绝对化，而是在神意念的高处面前谦卑屈膝；并最终承认：我的人生之审判台，在成为恐惧之处以前，首先是恩典之处。若基督既是我的审判主，又是我的辩护者，那么信徒的未来就不再是“恐惧的未知”，而是“恩典的应许”。也正因此，《罗马书》8章31—34节是赐给信徒最坚固的属灵盾牌之一；而张大卫牧师的讲道，可以说是在尝试用今日的语言重新打磨这面盾牌，好让圣徒真正握在手中：在那位为我们站立的神面前，我们不必再把自己当作仇敌，反倒可以在恩典里坦然、并且勇敢地行走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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